從校園暴力談起：當我們保護犯錯的孩子，誰來保住老師？
圖/吳錦昌提供
作者：吳錦昌 社會觀察家 （順發3C董事長）
最近，又看到校園暴力與少年犯罪的新聞。我一直在想：如果我們最後討論的，只是「這個少年應該判幾年？」那是不是已經太晚了？
因為真正值得我們追問的，應該是在傷害發生以前，我們原本有沒有機會阻止它？以及——當我們努力保護一個犯錯的孩子時，誰來保護其他沒有犯錯的孩子？
這不是要我們在兩群孩子之間選邊站。恰恰相反，我認為，這才是一個成熟社會真正困難的地方。
一、我們必須先承認一個社會現象
過去我曾經看過一些心理學研究，討論反社會型人格、心理病態等現象，也有各種不同的比例估計。但我現在反而覺得，那個數字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們不必先證明世界上究竟有百分之幾的「壞人」。「壞人」本來就不是一個嚴謹的心理學分類。
真正重要的是：只要一個人群足夠大，就會存在具有高度攻擊性、操弄性、反覆違規，甚至可能對別人造成重大傷害的人。至於這樣的人究竟占1%、2%或其他比例，可以繼續研究。即使最後證明這個比例非常低，也不會改變一件事情：這個現象存在。
而且——比例低，不代表風險低。人數少，不代表影響小。這是治理首先必須看清楚的事情。我們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存在，就懷疑所有人；但也不能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問題，就假設制度不需要為少數的高風險行為做好準備。
二、教育可以降低風險，但不能假設風險會歸零
人類文明發展了幾千年。教育愈來愈普及，法律愈來愈完整，科技也愈來愈進步。但是欺騙、暴力、霸凌、操弄、掠奪甚至殺戮，從來沒有因為文明進步就完全消失。
這不代表「人性本惡」，也不代表我們應該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每一個人。它只是告訴我們：人性有向善的可能，也存在傷害別人的可能。家庭、教育、環境與制度，可以讓好的那一面被鼓勵，讓危險的那一面受到約束。
所以教育非常重要。但是教育的功能，是讓風險降低；治理的責任，是為風險仍然發生做好準備。兩者缺一不可。
三、求生存，也意味著趨利避害
我一直認為，生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本能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，就是求生存。落到人的行為，其中一種自然表現，就是趨利避害。我們希望得到對自己有利的結果，也會希望避免傷害、損失與懲罰。
而這個本能，不會因為一個人做了壞事就突然消失。所以有人犯罪以後會逃跑、滅證、說謊、卸責，也有人會研究法律，尋找對自己比較有利的主張。這些事情在人類歷史上早就存在。
因此真正應該問的是：我們設計制度的時候，有沒有把「人會趨利避害，甚至會計算制度」這件事情算進去？
四、問題，是價值的源頭
這也讓我重新思考少年司法。我們制定少年法律，希望讓犯錯的孩子得到教育、矯治，有機會重新回到社會。這個出發點，我認同。但是任何一個善意的制度，在制定Solution以前，都應該先把「問題」看完整。因為問題，是價值的源頭。問題如果看錯了，後面的Solution做得愈完整，有時反而可能把錯誤放大。
所以每一項制度，至少都應該問四件事情：第一，它想保護誰？第二，它可能讓誰承擔新的風險？第三，它會不會改變人的行為與誘因？第四，它會不會被原本想防範的人，反過來利用？這四個問題如果沒有回答清楚，就不能只因為政策的出發點是善意，就認為結果一定是好的。
五、保護犯錯的少年，與保護其他孩子，不應該二選一
今年5月，司法院院會通過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目前仍須經後續立法程序。其中包括重大少年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訴訟參與、調整假釋門檻，以及重新設計前案紀錄塗銷制度。司法院自己提出的目的，就是要兼顧少年復歸社會、被害人權益與社會公共安全。
我認為這正是一個值得整個社會繼續思考的問題。讓犯錯的少年有重新開始的機會，是文明。但是讓其他孩子不要成為下一個被害人，同樣是文明。兩者不應該是二選一。真正的問題是：我們的制度，有沒有能力同時做到？
六、任何保護，都可能改變人的行為
這裡還有一個我認為不能忽略的問題：法律本身也會創造誘因。如果一套制度讓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承擔不同的法律效果，那麼我們除了問「這是不是合理保護少年」之外，還應該再問：會不會有人因此開始計算——讓少年去做，對自己比較有利？
這不是假設性的問題。司法院今年討論修法時就明確指出，近年除了少年重大刑案，也出現「少年遭成年人利用之犯罪型態升高」的現象。國際上同樣面對兒童遭犯罪組織招募、利用的問題。聯合國相關研究甚至指出，明確禁止與處罰招募兒童犯罪，其中一個目的，就是降低犯罪者利用兒童的誘因。
這也提醒我們：一個少年可能是犯罪行為人，但同時，也可能是被成年人或犯罪組織利用的受害者。所以真正的治理，不能只處理最後被推出去犯罪的那個孩子。不要只處理被推出去犯罪的那隻手，更要找到後面把那隻手推出去的人。只有這樣，才是在處理問題的源頭。
七、然後，AI來了
AI沒有創造人的趨利避害，AI也沒有創造犯罪。有意犯罪的人，過去本來就可能研究法律、研究程序，甚至研究犯罪之後如何降低自己承擔的責任。但是AI改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它正在快速降低「理解制度、比較規則、整理資訊」的門檻。
過去可能要搜尋很多資料、閱讀很多法律條文，甚至需要專業人士才能理解的事情，今天一般人透過AI，就可能快速得到整理與分析。這當然具有巨大的正面價值。讓人民更容易理解法律、更容易保障自己的權利，是文明的進步。可是同樣的能力，也可能被另一種人使用。
所以問題不是：「AI會不會讓人變壞？」而是：「當一個原本就準備做壞事的人，也擁有AI之後，我們的制度準備好了嗎？」如果有人可以事前研究刑責、年齡、程序、證據、自首以及犯罪後可能產生的法律效果，甚至把「犯罪之後如何降低自己的代價」也納入整個行為計畫，那我們就必須重新檢視：原來的制度，是不是有一部分建立在「一般人很難取得、整理與理解這些知識」的前提上？如果是，這個前提正在消失。
所以我認為：AI時代，法律也需要重新做一次「壓力測試」。不是看到AI就加重刑罰，而是重新檢查每一項制度：在資訊與分析能力大幅普及以後，它還能不能達成原來的目的？
八、這就是我所理解的「零信任治理」
我以前在談其他社會制度時，也曾提過「零信任」。零信任，不是零相信，更不是把每一個人都先當成壞人。我的理解反而是：我們可以相信人的善意，但不能把「每一個人都會善意使用制度」當成制度安全的前提。
大多數人遵守規則，我們就應該相信大多數人。但是只要制度存在可以被利用的地方，就應該假設：總有一天，會有人發現它。因此真正好的制度，不是期待永遠遇不到惡意的人，而是：即使有人帶著惡意而來，制度仍然有能力辨識、介入、阻斷，不讓其他守規則的人一起付出代價。
這不是不相信人。這叫治理。
九、最後，我又回到了老師
前一陣子，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老師為什麼正在消失？我們談待遇、談工作量、談家長、談申訴制度。可是重新看校園暴力與少年犯罪，我覺得還少談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治理權。
我們要求老師有愛心，要求老師耐心輔導，要求老師理解孩子，要求老師不要輕易放棄任何一個孩子。這些，我都認同。可是如果校園裡真的出現高度暴力、反覆違規或其他重大危險訊號時，我們也必須反過來問：老師有沒有能力處理？學校敢不敢介入？教育、社政與司法制度能不能及時接手？
我們當然不能輕易放棄一個犯錯的孩子。但是也不能因此忘記：其他孩子，同樣有安全學習的權利。老師，同樣有安全教學與合理管教的權利。
